作为百家讲坛的当红主讲，虽有报道说袁著《两宋风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错误成堆，还涉嫌抄袭，我倒很赞同他在该书后记里引用戴维·麦克卡罗的话：“历史告诉我们来自何处，将去向何方。”历史是什么？后人通过历史应该获取哪些教益？这是每一个著史者或讲史者必须认真思考与严肃对待的问题，也是历史学的社会价值所在。那么，作为一本讲史教材，袁著试图传达一种怎样的史学观念呢？
其一，混乱虚无的历史观。袁著的史识既相当混乱，又极端虚无。他先在自序里说，“我们自己写的历史书把明清时期写得一塌糊涂”，发问“为什么我们自己这么妄自菲薄？”其后在讲课时却说，“明朝是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页196）教人不知道该采纳其序言里的说法，还是相信他讲课时的论点。不过，你若同意他对明朝的结论，也会踌躇犯难，他上一节课刚说过“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页186）。两个都是“最”，自己打起了自己的耳光！
有意思的是，袁著还会对王朝传世年数作出流俗迷信的说明：“北宋960年到1127年，历经168年而亡，这个数还挺吉利。”（页174）倘若如此，元朝从1271年到1368年，历经98年，“98”者，“就发”也，比北宋还吉利呢！这样讲史，不啻是在兜售《推背图》。
至于袁著对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更令人吃惊。他说：“虽然中国也有蒙古族，但成吉思汗出生在外蒙古，埋葬在外蒙古，跟咱不是一回事。”（页180）显然要把成吉思汗与他的历史从中国史中划出去，且不论这种主张有违于当前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即便在历史观上也十分荒谬，明修《元史》还把成吉思汗列为《太祖纪》，袁著的史观竟比被他痛骂的明朝还要虚无与落后。
其二，圣主权臣的政治观。袁著对明朝深恶痛绝，对清朝却独多好评。他评论成吉思汗时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亡国灭种，没有什么可值得纪念的，更不能把它当做骄傲。”（页180）倘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诘问他：清朝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亡国灭种，有什么可夸耀的？不知他何以自解。对清朝有好评也不妨，但用语却折射出其政治观大成问题。他说：“其实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皇上一个赛一个混蛋。清朝虽然也杀过一些人，也干过剃发令这样的蠢事，但却是最圣明的王朝。顺、康、雍、乾都是不世出的圣主。”（页222）总之，王朝“最圣明”，圣主“不世出”，真的还想早活三百年，做圣主治下的臣民。
至于介于“圣主”与臣民之间最佳吏治，他也有独到之见：“你看中国历史上凡是作出成绩的官没有清官，包拯、海瑞这些人绝对做不出成绩来。一般都是那种介乎清官与赃官之间的那种权臣。”（页261）在他看来，对于老百姓，公正廉洁的清官反不及有点贪赃的权臣，堂而皇之地倡导专权，容忍赃贿。崇拜圣主，推崇权臣，这就是袁著鼓吹的政治观。
其三，佛教救世的宗教观。著者缺乏中国佛教史的基本常识，断然认定：“中国的僧人只要化缘就全是骗子。”（页196）也不知他是否查遍了《高僧传》及其所有续作，完全找不到曾经化缘的大德高僧，才下如此绝对的结论。这里，不妨请他重读其自序中的声明：“不能先拿出一个结论，然后把对我有利的史实拿来，有选择性地遗忘，这样是很可怕的。”
尽管对佛教没有研究，袁著却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开出了救世药方：“很好的例子是印度，它贫富分化比中国严重，但是人家没见砸垃圾桶，也没见偷井盖的，没见把公园护栏给掰走的，就因为笃信宗教。虽然印度人不是信佛教，信的是印度教，但佛教的教义很多是从它那儿吸收来的。所以多宣传点儿这个，对于和谐社会多有好处。”（页88）当局提倡的“和谐社会”，只能乞灵于佛教教义，真不知今世何世！
其四，大学至上的教育观。在教育观上，袁著仍停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水平上。他说：“今天也一样，也是‘六经勤向窗前读’。……你连大学都没上，你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货的。大学没毕业工作都找不着。你读大学的，黄金屋、颜如玉、车马簇。不读，铁皮屋、柴禾妞、棒子面、自行车。”（页157）言语之间充满了对超市扛货工与柴禾妞的轻鄙，完全缺少那种工作不同而尊严平等的观念，这种“大学至上”的教育观与人才观，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其五，鲜廉寡耻的家国观。在家国观上，袁著毫无大是大非的原则立场。他先是断言：“中国人轻家国而重乡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打架勇敢着呢，你看我媳妇一眼我跟你没完。外敌入侵就胆小，异形【邦】打过来了，我躲着。”（页160）他讲这段话时，不知欲置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史可法抗清与现代中国八年抗战于何地？他还声称：“为什么农民拥护清朝，圣天子，太圣明了，同一个民族让我们没法活，还是异族让我们活的不错，那我们干什么不拥护异族？所以中国人没有这种观念，谁让我活下去，我就拥护谁。”（页226）吹捧清朝不遗余力，却置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于不顾，匍匐山呼“圣天子，太圣明”，泯灭起码的民族大义，公然鼓吹“谁让我活下去，我就拥护谁”，鲜廉寡耻，一至于此！
其六，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在民族问题上，袁著以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对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不惮使用轻侮的用语。他说：“犬戎是野人。太野蛮了这帮人。我们中原这个民族叫华夏，名字特别好听，华是美丽的意思，夏就是大的意思，是个又大又美丽的民族。……蛮夷戎狄已经是不怎么样的词儿，已经让你说得够惨的了，还不够惨？犬戎！”（页19）在讲到墨家尚贤时，他又拿犬戎开涮：“任用贤人，进行选举，最好国君都选举产生。这个不太现实，那是美国总统选举方法，万一选出的国君是个犬戎，肯定不让上。”（页33）在其内心深处，不仅鄙视犬戎，也传达出他把合法选举程序不当一回事。
惟其如此，袁著对中华民族内部，流露出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认为“五十六个民族里面文明程度最高的当然是汉族，剩下和汉族有一拼的，其实就应该是藏族”（页123）。在世界民族中，则贬斥黑人，宣称“黑人也一样，他的民族这么落后，就因为他没有国家概念，只有部落的概念”（页146）。这种民族观比起孙中山与林肯来，倒退不可以道里计，哪里还有民族平等的现代理念！
其七，荒唐狂悖的国际观。在国际问题上，袁著更是荒谬狂妄而口无遮拦。在古代东亚，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虽具主导性的影响，但在国家关系上，从今天说来则是对等的。而他却说：“甚至至今，韩国和日本的祭孔日都比中国要隆重，中国的儒生也从来都把它们当做中国的两个省，只不过不太听话而已。”（页27）而在钓鱼岛问题上，他竟为对手提供论据：清朝“东南是到台湾澎湖钓鱼岛。我们得特殊提一下这个地方在那个时候是咱们的，咱们可能那会儿也没认真拿它当回事，现在就不好说了，现在你说是你的，你上面也没人，你也弄不了。不像韩国那个独岛，人家真来劲，咱也不能跟韩国人干那事儿，面子不如肚子管用”（页250）。袁著公然认为钓鱼岛归属“现在就不好说了”，还以“面子不如肚子管用”为理由，主张将中国领土拱手相让。
另一方面，他在讲到郑和下西洋时，他又倒退到西方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垂涎三尺道：“你看人家哥伦布、达伽马，什么都没有，哥几个凑钱，弄一艘小破船，带回来一个拉丁美洲，充分体现了出海的价值，你郑和跟人家没法比。”（页253）在古今对外关系与国际关系上，袁著根本没有现代国家关系中平等、独立、自主的基本理念，有的只是荒唐狂悖的胡言乱语。
袁著自序针对有的人说他颠覆了历史，自信满满道：“你了解的那个我颠覆之前的历史，是不是被颠覆过？如果是，那我只不过把颠覆的东西，又颠倒过来了。”在最基本的历史观念上，袁著确实把是非正误“又颠倒过来了”。
据说，每当高三学生毕业，著者都在黑板上抄赠北宋张载的名言作为勉励。然而，倘若学生接受他的那些立场与史观，还有可能实现他抄赠的话，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吗？
结语：如此学史新潮流“将去向何方”？
袁著自序还征引了钱穆《国史大纲》卷首语：“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奇怪的是，他对原文作了重大删节，歪曲了原意。这段文字完整如下：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钱穆所谓对本国历史的敬意，具体地说，就是无论著史，还是讲史，必然会体现史学家或说史者自身的价值判断；在这种价值判断中理应表现出对历史的敬畏，对其中正面的东西给以肯定，表达敬意以启迪今人，对其中负面的东西给以否定，引为鉴戒以警示来者；然而是非褒贬的态度应该是严谨而理性的。
读完袁著，我们才领悟到被他有意删去的钱穆那几句话，犹如阿Q讳言头上的癞疤，正是对他的一种预警，而他所自诩的颠覆历史，就是“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自我感觉良好地“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袁著不止一次用到“玩意儿”一词，无一不充满贬义。他将其冠诸于书名，画龙点睛地凸现了对历史的轻佻与侮慢。对这样“史上最牛历史老师”，主流传媒或是请他上百家讲坛，或是为他的《玩意儿》首印20万册，还宣称由此“开启全民学史新潮流”。媒体赞同这种亵玩历史的做法，实际上与其有意无意地遮蔽某些历史的做法，乃一物之两面，是当前历史传承中最成问题的社会现象。类似《什么玩意儿》这样的东西占据了当下史学传播的主导地位，套用前引戴维·麦克卡罗的话，长此以往，中国人必会不知道“我们来自何处，将去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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