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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旷野里》，2024年入春的新发现
文/阎纲
李建军撰写长文对长篇小说《在旷野里》用细读的方法进行解读，分析柳青的“提问模式的写作”，考察他的这部现实主义作品的意义和文学价值，高屋建瓴，声声入耳！
柳青将作家分为“有独创性的作家”和“表现别人已经得出的结论”的作家。前一种作家,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几个，有时候一个也没有,因为那个时代不允许有独创性”;后一种作家,“他们到生活中去,并不是为了观察,而是为了寻找形象,以便表现别人已经得出的结论。这种结论是否正确,他们并无把握,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这就是“论证模式的写作”。
柳青已经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以及已经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几乎全都属于论证模式的写作，皆以证明时代的主宰性观念或者表现时代的主体性精神为旨归，他根据这些观念和精神来建构自己的叙事世界,来塑造自己时代的英雄人物。
▲1983年6月9日，阎 纲在长安皇甫村拜访《创业史》梁生宝原型王佳斌 左二：王佳斌 左四：阎 纲
然而,长篇小说《在旷野里》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柳青小说创作的单一印象。虽然表面上看,柳青的这部小说,似乎仍然属于“论证模式的写作”,但是,细细读来,你会发现,它更像是一部包含着个人经验和问题意识的小说。说它包含着个人经验,是因为,我们从这部小说里,分明看见了作者自己的影子,看见了他自己的生活和思想;说它有问题意识,是因为,从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了他对权力等重要问题的深刻思考。就此而言,《在旷野里》大可以被归入“提问模式的写作”。它是一部怀着深深的不安和忧患,严肃而真诚地向生活提问的小说。
县委书记朱明山强烈地意识到“权力异感”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他说:“我们一定要教育干部,怎么把这种宝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朱明山的想法,就是柳青的想法:必须通过教育来克服干部身上的“权力异感”,从而最终将他们“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当然,朱明山也有性格的缺点和认知上的局限。他过于绝对地将“学习”和“那股劲儿”与家常生活和家庭情感对立起来，缺乏设身处地地体察别人内心情感的意识和能力。他不知道,生活中的很多看似对立的东西之间,其实并不是排斥的关系,而是兼容的关系。
▲柳青（左二）和皇甫村民在一起
显然,柳青并没有将朱明山塑造成一个“单向度的人”,一个透明而虚假的人。就道德精神来看,他与梁生宝同一精神谱系。他们正直,上进,高尚,但也并不完美。如果说，梁生宝在爱情方面缺乏足够的热情和活力，那么,朱明山在处理家庭关系的时候,则缺乏耐心和包容心.朱明山为自己的不和谐的婚姻而烦恼。他暗自喜欢上了在火车上邂逅的女青年李瑛。在他心灵平静的湖面上,偶尔也会荡漾起爱情的涟漪。他为此深觉惭耻和不安。情感和性格的复杂,赋予朱明山以较强的真实感和典型性。
从规模来看,《在旷野里》的形制,并不算大,篇幅不足十万字，然而,它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却并不苍白和单薄。
这部小说准确地描写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时代氛围,描写了人们进入和平时期和社会转换过程中的热情和焦虑,描写了社会地位的变化造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
《在旷野里》循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外在的线索,讲述消灭棉花害虫的故事;一条是内在的线索,关涉干部的情感生活和权力观问题。循着后一条线索,作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次要问题——在新的时代,人们应该如何爱和生活?一个是主要问题——干部应该如何克制权力带来的傲慢和任性,应该如何克服自己对权力和享乐的贪欲?前一个问题使读者看见作品中人物在个人生活上的苦恼,后一个问题则使读者看见作者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
然而,小说所欲揭示的最大问题,还不是人物的情感生活,而是干部的权力观。表露出的必须及时纠正的倾向,即“权力异感”,也就是消极的权力感受，总是表现出对人和生活的傲慢态度,总是追求物质享乐、虚荣心和权力欲的满足感。柳青在这部小说中提出的深刻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并克服干部身上的“权力异感”。
▲柳青《在旷野里》手稿正文首页
比如区委书记张志谦喜欢开会，开会的时候,他高高在上、滔滔不绝,感受到了极大的快感。他是一个可怕的“开会迷”,曾因为动辄在会上讲几个小时,受到了朱明山的尖锐批评:“同志,我们现在已经讲得太多了。再讲下去,群众就不理我们了。”少说空话,多做实事,这才是一个权力人物应该有的修养。
柳青的《在旷野里》的一个亮点和贡献,就是塑造了县长梁斌这个被“权力异惑”扭曲的典型。柳青在小说中写道:“……有些人被摆在领导地位上以后,人们从他们身上却只感觉到把权力误解成特权的表现——工作上的专横和生活上的优越感,以至于说话的声调和走路的步态都好像有意识地同一般人区别开来了。”“梁斌从副县长变成县长不久,大家就在私下议论他变成另一个人了。”他变成了什么人呢?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官。他想把县委书记的职务也揽过来。
梁斌一接任正职,马上就变了另一副神气。他在党委会上开始不断地和常书记发生争执,固执地坚持意见;他在县政府里好像成了“真理的化身”,凡是他的话一概不容争辩。他新刷了房子,换了一套新沙发,加强了他的权威的气氛。他站在正厅的屋檐底下对着宽敞的大院子,大声地喊叫着秘书或科长们“来一下”。而科长或文书们给他送个什么公事或文件,要在他房外侦察好他不在的时候,进去摆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上拔腿就走,好像那是埋藏着什么爆炸物的危险地区。日子长了,他发现了这个秘密,咯咯地笑着,从这些下级的可笑的胆怯里感到愉快。
▲柳青在写作
柳青深刻而准确地揭示了梁斌的“权力异感”。
《在旷野里》比柳青此前正式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还要好,是一部艺术性相当高的作品。
如前所述,《在旷野里》写到了两个方面的主题内容:一个是男女之间的情感,包括夫妻之情和微妙的爱情;一个是“权力异感”,即权力的傲慢和恣肆。就前者来看，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某些批评文章,尖利猛锐,声色俱厉，简直到了必欲彻底摧锄之而后快的程度。《在旷野里》或许会被看作别样形态的《我们夫妇之间》。它虽然没有集中而尖锐地叙写夫妻之间在新的时代的紧张冲突,但是,也多处写到了夫妻之间的龃龉,甚至写到了正面人物朱明山对妻子高生兰的不满和失望，也写了他对未婚的李瑛的朦胧情愫。这样的叙事,很有可能给自己惹来麻烦。
更让柳青不安的,可能还不是关于干部进城以后的两性情感的叙述,而是关于“权力异感”的描写。在特殊的认知环境里,批评个体就是冒犯整体,而对于“权力异感”的任何描写,都有可能被严重地误读,甚至会引致严重的后果。直到一九五八年三月,他才在《延河》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咬透铁锹》(后又屡加改写,易名为《狠透铁》)。从这部中篇小说开始,他遂将自己的小说写作从“提问模式的写作”,切换到了“论证模式的写作”。
《在旷野里》接近收煞的地方,有这样一句叙述性的话语:“出了北张村,重新到旷野的路上。两个人沉默了好大工夫,老白提出他自己的问题。”老白，白生玉，老革命，为革命跑烂的鞋“我一个大汉背也背不动。”但是与权力意见不合，要回陕北“提出他自己的问题。”
事实上,在象征的意义上,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走出自己的“村子”,都要重新走到“旷野的路上”,都要“提出他自己的问题”。
那么,在这旷野的四顾茫茫的道路上，人们到底应该如何前行呢?该如何“提出自己的问题”呢?
作家又该如何进入“提问模式的写作”呢?
这些,仍然是需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作家庄严地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本期特稿■作家写作必须向人民负责——阎纲忆述与柳青的交往
▲阎纲先生。（摄影：魏锋）
1932年生，陕西咸阳礼泉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供职中国作家协会，1986年调中国文化部。曾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曾参与编辑的报刊有《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评论选刊》《中国文化报》等。
主要著作有《文坛徜徉录》《神·鬼·人》《阎纲短评集》《文学八年》《余在古园》《文学警钟为何而鸣》《冷落了牡丹》《哭笑不得》《惊叫与诉说》《座右鸣》《我吻女儿的前额》等。多次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研究成果表彰奖、中国新文学学会优秀论文奖、中国新闻奖报刊副刊作品年赛金奖。曾获首届冰心散文奖、第六届老舍散文奖榜首、《芳草》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头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头奖、《北京文学》报告文学奖和石膏山杯报告文学奖等。
【题词+签名+钤印】91岁著名作家阎纲《我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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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宇星 | 审 核：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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