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晚红
编辑｜杜思梦
今年暑期档大战，《我不是药神》成为最具话题性的爆款，带来观影热潮的同时，引发了公众对当下正在进行的医疗改革的关注和讨论，一部电影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得到极大的延伸和超越。
而对于电影行业而言，这样一部有温度的影片，释放了观众对现实主义影片的观影渴望和冲动，蛰伏已久的现实主义影片的创作力再次浮出水面，更重要的是，该片有可能产生的对未来国产电影创作方向的影响弥足珍贵。
拍电影是造梦的过程，是表达自己的过程，但在现实语境中，也常常是一个解决困境与冲突、达到平衡的过程。《我不是药神》作为一位80后导演的长片处女作，直击人心的题材力量、朴素流畅的叙事语言、老道的结构设计、精湛的人物表演令人印象深刻，这当中，需要完成创作理想与市场规律的平衡、影片完成度与创作尺度的平衡、喜剧元素与现实批判的平衡、塑造平民英雄与弘扬社会正能量的平衡等等。
《药神》努力触摸时代的体温，精准抓取观众的笑点、泪点和痛点，兼具了平衡的艺术与技术。
轻与重的平衡
在进入老龄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当代中国，一面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令人目不暇接的现代科技应用，另一面，我们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面对疾病、意外、死亡，很多时候现实生活远比电影更多彩，这当中，事关公共利益的医疗、教育、司法、环境等问题都是艺术创作的题材选择，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与普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容易引发本土观众共情与共鸣。
然而，从近几年影视剧的题材呈现来看，国产电视剧和电影异常分裂。电视剧一头扎进家庭伦理生活的土壤中，从婆婆到小姨子，从新结婚时代到新离婚时代，从二胎、虎妈、小留学生到陪读妈妈，不亦乐乎；而电影要么矫情于“致青春”，要么延续远离现实的喜剧闹剧，要么通过黑色幽默反讽现实，对于直面现实、直指社会顽疾和观众痛点的影片，观众饥渴了太久。
抱着看喜剧“印囧”的心态走进影院的观众，收获的当然是更复杂的情感体验，片子结束时观众的自发鼓掌，彰显出《我不是药神》直击“看病贵”和“天价药”的社会现实带给人的惊喜和感动。
无论什么题材，都需要一个好故事。这个故事，导演文牧野用了整整两年来打磨，电影毕竟不是纪录片，如果想让观众接受度更高，创作者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如何讲好这个沉甸甸的故事？如何对题材之重与喜剧元素之轻进行平衡，如何将人文关怀与商业叙事进行平衡？导演最终交给观众的是一部用商业类型片方式来包装和呈现的现实主义电影。
片子采用朴素而经典的线性叙事，中年失意男程勇三次印度行贯穿全片，每一次状态不同、目的不同，一步步完成人物的转折和塑造。
第一次去印度，延续了此前“港囧”、“泰囧”一以贯之的小人物困境中的无奈选择，儿子马上要被前妻带到国外，老爹血管瘤晕倒等钱救命，明知犯法却还是孤注一掷，目的很明确，为了钱。
意外组成“卖药小分队”并且和病友们成为朋友，却在假药贩子的威胁下，洗手不干，带着病友们的鄙视和卖掉代理权的本钱他开了服装厂，成为一个踏踏实实的商人，和客户莺歌燕舞的同时，病友老吕的自杀和绝境中的挣扎，使得他二上印度，这一次，是为朋友，救的是朋友的命。然而一切还是晚了。楼道里一张张带着口罩静默不语的脸，使程勇深感愧疚。
第三次进印度，是为道义，为了救更多白血病人的命。赔钱做善事，却比前两次更加沉重，因为肩上背负了太多普通病人的生存希望。此时，孩子已经被送往国外，没有后顾之忧的程勇完成了对自我、对老吕、对成千上万病人的救赎。
当病人们的照片墙和“希望”两个字逐渐放大时，观众的情感积累走向高潮。应该说，照片墙和之后的十里长街相送是全片不多的煽情段落，虽然这些段落在之前朴素真实的情节流动中略显突兀，但是在法理战胜情理之后，从大多数观众的观影感受可以看出，观众需要情感的释放，需要这样一个泪点。
事实上，对观众笑点、泪点和痛点的精准把握，首先来源于踏踏实实做电影的诚意，两年全心投入剧本，主演全部体验生活几个月，片场从“保一条”到若干条，无论是片中彰显生活质感的场景设计，还是相当用心的细节铺陈，以及节制和朴实的视听语言，导演的用心处处可见。
而且，文牧野对现实题材和商业类型片的游刃有余，让人看到了新一代电影人类型片创作技术上的日趋纯熟。这是20多年前中影公司开始引进美国大片之时，电影行业为应对竞争发出的呼唤。欧洲的艺术电影在千禧年之后日渐式微，在后工业时代好莱坞大片和美剧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电影人，深谙商业叙事和结构之道，同时不乏自己的艺术理想和个人风格，具有艺术感的商业类型片成为他们的追求。
在全片工整和精确的叙事之外，亦有个别段落凸显导演的个人表达，例如，目睹了老吕在濒死边缘挣扎而二赴印度的程勇，在药店买完药出来后，遭遇街道喷洒药水，雾气缭绕中印度教中湿婆的雕像缓缓经过，这一段并不承担叙事功能，也并不催泪，却让人深深感受到死亡的气息，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无奈，抑或是一种神谕，作为片中难得的写意段落，程勇从奸商到药神的转折就此完成。
很多人用完成度很高来评价此片，对于年轻导演，这当然是赞誉，但是，电影不是完成作业，精准设计之后，片子留白不多。同时，当越来越多的年轻电影人贡献出优秀的类型片后，导演的个人风格和艺术追求将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正与反的平衡
作为古装喜剧《春光灿烂猪八戒》的主角，在各个场合被粉丝认出并被要求合影的徐峥，并不以此为荣；作为《泰囧》的导演和主演，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并被泰国总理接见的徐峥，他演的角色叫什么名字，恐怕大多数观众早已不记得了；这一次，作为《我不是药神》中从印度神油店老板到给成千上万白血病人带来希望的平民英雄，“勇哥”恐怕将成为一段时间内徐峥演艺事业中不可抹去的一道光芒。
徐峥的演技并不令人意外，他赋予了这个中年油腻男可爱的一面，与原型人物的身份差异使得“勇哥”从帮人代购仿制药的“药侠”成为贴钱拯救众生的“药神”，在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成为一个英雄，尤其是在事关公共利益的医药领域，无疑是对观众有巨大震撼的，原因很简单：“谁家没个病人呢？”
导演文牧野认为，“社会英雄题材最难写的就是你的电影里谁是反派，尤其在中国，正反的模糊界限非常难办。”人物塑造的过程，是影片的核心，这当中的平衡，是小人物英雄化与法理间的矛盾以及承担社会道义的“药神”与公共卫生政策间的平衡，而资本成为对立面是最为安全的选择，其中暗含了市场经济时代必然存在且逐渐加大的贫富差距与冲突，尽管我们都知道，看病贵和天价药现象，商业逻辑并不是唯一原因。
勇哥的形象塑造以及卖药小分队中几类边缘人物的设置，形成了非常类型化的人物关系，各自的功能意义也非常明确。但是现实世界里，疾病会迅速榨干一个小康家庭或者中产阶级的毕生积蓄，因而倾家荡产的故事不在少数。一个企业中层、高校教师或者报社记者在没有纳入医保的天价药面前同样无助，事实上“勇哥”原型陆勇就是一个收入处于社会中上的企业主。
当这部分医疗保障最为健全的群体也进入购药的队伍时，对人性、药企、制度的拷问也许将更为有力和尖锐。但是，谁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卖药小分队里之所以还是社会边缘人物，而没有将主流人群纳入视野，也许是创作者一种刻意的远离。
对于这样的处理，有人说是妥协，有人认为机智，也有人用狡猾来形容，我更愿意使用平衡这个词汇，平衡是一种技术，更是艺术，深谙平衡之道的导演，才能走得长远。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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