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当时在军事上辅佐孙中山的，除了蒋介石，还有一位文武双全的著名人物，邓演达，也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此两人堪称当时孙先生的左膀右臂。
邓演达，1895年生于广州，他不仅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忠诚跟随者，北伐时就已担任北伐军司令部政治主任，是当时国民党左派中的灵魂人物。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邓蒋两人开始共事，蒋介石任校长，而邓则先后出任教育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和教育长，那个时候的邓演达恐怕万万不会想到，昔日的同僚和战友蒋会对他痛下杀手！
邓演达
在黄埔期间，蒋邓二人间生嫌隙，邓演达对蒋重用“最让人为之不齿的王柏龄”非常不满，以此为由暂别黄埔远赴德国游学一年，后来回国后，又见蒋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而批评蒋，被蒋借故调离，两人便就此接下梁子。
北伐后，党政军大权在握的蒋介石急需广揽人才为之所用，于是委任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没有辜负蒋，亲临北伐前线，身先士卒，从长沙一直打到武汉，得到蒋的高度认可，不久后，邓演达便兼任了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一职。
到了1926年秋，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攻克武昌，南昌等地，鉴于形势看好，蒋介石先后两次电告广州，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火速迁至武汉，蒋介石为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自己的威权控制之下，可谓煞费苦心，不仅又变卦提出迁都南昌，还半道截留了途径南昌到武汉的第二批委员，邓演达为此多次规劝蒋介石，可惜蒋一意孤行，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邓深知蒋的为人，他敏锐地察觉到蒋介石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背叛革命前的部署，为了揭穿蒋，他多次撰写文章，并在武汉各种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对蒋介石妄图分裂革命，搞个人独裁的意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斗争。
为了掩人耳目，1927年3月，蒋介石派手下曾扩情到武汉游说，意图劝说邓演达放弃反蒋立场，并许以总司令部参谋长之职来诱惑邓，遭到邓演达的严词拒绝，蒋收买不成，遂怀恨在心。
1927年7月，汪精卫集团也步蒋介石后尘加入反革命行列，一场针对国民党左派的大清洗拉开序幕，邓演达不得已愤然离开武汉，于同年10月抵达莫斯科，并与前期抵俄的宋庆龄等人相遇，随后他们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蒋汪两人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进行曲解的行径，声称要同新旧军阀斗争到底。
邓演达深知，国民党实际上已在蒋的威权控制之下，假以时日，如果想要和蒋介石做抗争，必须要有自己的组织和力量。他秘密联系了一些国民党内有同样目标的同仁，成立了“第三党”。由于邓演达在国民党内威望很高，“第三党”发展很快，不久就在全国很多省份建立了自己的基层党组织。
到了1930年5月，邓演达从莫斯科秘密回国，辗转来到上海。他此行除了想利用自己以前在军队的关系，派人打入国民党内部，对党内进步人士进行策反，尤其是那些黄埔军校毕业的精英；再就是联系各界人士，为最终的武装起义作准备。
蒋介石在获悉邓演达已经回国的消息后，既震惊又十分恐慌，他深知凭邓演达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力，自己稍有疏忽，可能会满盘皆输，因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于是，蒋秘令戴笠，严密监控邓演达的行踪，并务必在一个月内逮捕他。
1931年8月17日，由于叛徒告密，邓演达在上海的一所公寓内被上海警备司令部缉查人员秘密逮捕。
这个告发邓演达的叛徒，名叫陈敬斋。陈是个唯利是图善于骑墙的小人，之前他曾在黄埔军校军医处任职，北伐前夕又转到第三军一处仓库任库长，并随军北伐。在北伐军攻克南昌后，陈调任南昌检察厅检察官。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正式建立，陈敬斋担任工人部秘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立刻脱离了共产党，逃回景德镇。
1928年5月，陈敬斋又加入“第三党”。后来当“第三党”负责人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时，蒋介石立刻悬赏30万元大洋抓捕邓演达。陈敬斋立刻又见财起心，马上跑到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密告了邓演达的行踪。
龙华司令部稽查处长邓警铭将告密信送到即将赴任江西省主席的警备司令熊式辉手里，熊看后，立即呈送当时的上海市长张群。熊、张二人心里都很明白：虽说蒋介石信誓旦旦要缉捕邓演达，但蒋邓过去的关系非同一般，现在邓反蒋无非是出于政见上的分歧，蒋又是个极反复无常的人，说不定哪一天蒋又要重用邓也未可知。所以，熊、张都不想插手此事，蹚这趟浑水。
告密信最后辗转到江苏省主席王懋功手里。当时江苏省府委员王柏龄是蒋介石的亲信，因为之前就与邓演达有旧隙，因此对拿捕邓异常热心，因此他上蹿下跳，给邓警铭打气，要邓立刻拿下邓演达，自己也好顺势邀功请赏。
1931年8月上旬，“第三党”在上海静安寺愚园坊20号秘密召开干部短期训练班，陈敬斋也参加了此次训练班。17日是训练班最后一天，下午由邓演达出席主讲。下午3时左右，陈敬斋佯装肚痛，乘机溜出，给事先约好的侦缉队长王斌打电话。随后，邓演达、罗任一等12人悉数被捕。21日，邓演达被押解至南京。
被捕后的邓演达依旧不肯向蒋介石低头，蒋派人屡次劝说，并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参谋总长之高官厚禄，均为邓所严辞拒绝。蒋介石亲自出马和邓演达数次谈话，依然无果。
邓演达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一些黄埔学生积极营救。不少邓以前带过的黄埔生还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释放邓演达。
正在江西“剿共”的国民党十八军军长陈诚，更是火速致电蒋介石，以身家性命力保邓演达。陈诚和邓演达过去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友，邓任粤军第三团时陈便在其手下任连长，邓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总队长和教务长时，陈在其手下担任区队长，两人军中交谊深厚。蒋介石收到陈诚力保邓演达的电报后，没有立刻回电，当时蒋对杀邓演达还是有所顾忌，但他最后为了扫除这个未来党内最大的竞争对手，以绝后患，仍坚定了干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的决心。
1931年11月29日深夜，几辆蒙着窗纱的黑色轿车从紫金山下的一所茅屋开出来，向南京城东疾驶。车上坐着蒋介石侍卫长王世和与几名卫兵押着的邓演达。车到麒麟门外沙子岗，突然停了下来。司机下来检查了一下车说：“车子跑错了，你们先下来吧。”
邓演达因为被告知是移居汤山，所以就从容地走下车来。突然，一颗罪恶的子弹从后面射向了他，国民党的一代豪杰人物邓演达就这样被蒋介石秘密杀害，时年仅36岁。
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的消息，一直被严密封锁，直到12月初才透露出来。当陈诚得知蒋介石已经处死了邓演达，内心极为伤感，悲痛至极的陈诚随后致电蒋介石辞职，称：“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找陈诚谈话安抚，勉励他安心带兵。
在上海的宋庆龄听到传闻后一时并不相信，后于12月14日赶到南京见蒋介石，以调解二人矛盾之名要求见邓演达。蒋见实在搪塞不过，扔下一句：“你已经见不到他了。”说完就拂袖而去了。
宋庆龄非常愤怒，斥责蒋介石伤天害理，祸国殃民，并马上在上海《申报》发表反蒋通电，说蒋“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并就此与蒋彻底决裂。
邓演达被捕后，“第三党”经秘密调查后得知，是被陈敬斋出卖的，决定除掉这个叛徒，但没有成功。解放后，“第三党”已经改名为“农工民主党”的主要负责人，再次将缉捕陈敬斋归案的工作提到了最重要的议事日程。
邓演达
1950年1月24日和2月1日，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彭泽民，先后两次向公安部长罗瑞卿通报陈敬斋在景德镇的行踪，并令赴京汇报的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委陈其勋速回南昌，协助当地公安部门执行逮捕陈敬斋的任务。
当地公安部门侦查半个多月，没有发现陈的下落。查阅户口册才发现，狡猾的陈敬斋已改名陈福林，在浮梁县城青峰岭开设了一个瓷厂。第二天，公安人员终于将元凶陈敬斋逮捕归案。
后来审讯得知，20年前，陈敬斋是在邓演达被捕的当晚去南京，从中统特务头子叶秀峰那里领取“赏金”1万元。在强烈要求出国未被允许后，遂潜回景德镇，隐姓埋名逍遥法外的过了20年，他万万没想到，刚刚解放，就落入了人民的恢恢法网。
3月24日，陈敬斋被押解到南昌，由江西省公安厅与省农工民主党共同审理此案。因这是一桩很复杂的历史遗案，加上在一些问题上双方认识上一时难以统一，所以，审讯工作进展缓慢，引起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人的焦虑，只好将此案直接呈报周恩来。
周总理非常重视此案，立即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督促办理。农工民主党中央同公安部商定，将陈敬斋押到北京，由公安部直接审理，农工民主党中央配合。4月27日，江西省公安厅派处长宋达生亲自押送陈敬斋到北京。
公安部通过内查外调，在民主党派的积极配合下，搞清了一些历史疑点，最后提审陈敬斋。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陈敬斋不得不承认出卖邓演达的全部罪恶事实。公安部于10月结案，并将结案简报送一份给农工民主党中央，提请对案犯处理意见。
罗瑞卿将结案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总理明确指示，邓演达应视为革命烈士对待。后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关怀下，由政务院拨款，将邓演达的遗体由沙子岗迁葬于紫金山灵谷公园东侧，并竖立一新碑，碑上刻有何香凝亲笔题字：邓演达烈士之墓。
6月19日，苟活了20年的陈敬斋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一颗迟到了20年的正义的子弹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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