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偶然点开一档叫做《变形记》的真人秀节目，因为城市和农村强烈的环境对比，立刻被吸引看了几期。
城里叛逆的孩子和来自贫困农村懂事的孩子互换生活，目的是让城里的孩子体会到农村生活的艰辛不易，激发对自己优越生活环境的感恩，从而达到一个自我醒悟的蜕变。
说真的，感觉对农村孩子来说很残忍。农村孩子初到繁华都市的那种惊慌失措，让人心酸又心疼。有个女孩因为第一次睡到柔软的席梦思床而忐忑到翻来覆去睡不着。有个小男孩在看完城里“妹妹”在大舞台的节目表演后，自惭形秽说出那句割在我心里的话：“我觉得我像个野兽”。
他们生而贫穷，但是他们生存的贫穷的大环境，像一个壳子封闭却又保护着他们。所以他们为在饥饿时可以逮到一只竹鼠吃而欢呼雀跃时，不用看到别人惊诧的目光。他们在清水煮面里放一勺猪油，欢天喜地的当作改善伙食时，不用看到别人同情的怜悯。把这么一群淳朴的孩子扔进喧嚣光鲜的城市，面对过于巨大差异的那种恐惧感和羞耻感，无异于一列呼啸而来的列车碾进他们脆弱的世界里。
余华有一本杂文集叫做《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其中写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梦想有着如此天差地别的巨大差距，实在令人震惊。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贫穷设限了一个孩子的人生。
《活着》里，福贵赌光了家产，成为一个最赤贫的农民。再卑微困苦的人，都有生儿育女的权利。福贵的媳妇家珍为他生育了一双懂事孝顺的儿女。
女儿凤霞长到5岁时，家道败落，从大户小姐变成了穷孩子，凤霞单纯快乐的童年也就此结束了，她稚嫩的肩膀已经要开始分担生活的重担。
因为福贵被抓壮丁，家珍带着凤霞和儿子有庆艰难度日，凤霞高烧后无钱医治而聋哑了。这个沉默的小姑娘，没有一丝孩子的娇气，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照顾弟弟，吃苦耐劳、任劳任怨。
等弟弟有庆到了上学的年纪，为了挤出点钱供弟弟上学，福贵和家珍决定把凤霞送人。乱世之中，穷人家的女儿，命运如一叶风雨飘摇的浮萍。
还是个孩子的凤霞大晚上跑了几十里地从城里的养父母家逃了回来。她全心全意地爱着她的穷家，死心塌地要为这个家分担一份责任。
凤霞过于的懂事，有一种逆来顺受的温柔，她的童年除了劳作就是劳作，来不及孩子气就长大了。
凤霞唯一的一次愤怒就是灾年里到地里刨吃食，为了一块被抢走的地瓜而奋力反抗，被狠狠地打倒在地。这个地瓜引起的争执，如果没有生产队长加以阻拦，肯定有一个人为此丧命。在饥饿的本能面前，人命轻贱如草芥微尘。
凤霞死于产后大出血。她这短促的一生，唯一聊以慰藉的就是嫁给了偏头的二喜。有人愿意真心娶她，足以让她无比感激命运的恩赐。
长久生活在绝境中的人，生活的指缝间漏下一星半点的给予，都会让他们诚惶诚恐感激不尽，他们是最容易被满足的人，也是最容易被辜负的人。
如果说凤霞还享受过五年无忧无虑的生活，有庆则是在贫困交加下来到人世间的。
有庆活到十三岁就死了。他的父亲福贵在这个年纪，还整天让家里的仆人背着到处跑。从有庆身上可以看到父子间言传身教的力量。福贵从父亲身上学会了吃喝嫖赌，有庆从福贵身上学会了勤劳善良。
有庆短暂的生命中，吃饱饭便是最大的幸事。为了吃饱饭，家里的每个人都是运转的机器上缺一不可的铆钉，有庆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家里的两头羊全靠有庆割草养活它们。
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天蒙蒙亮就要起床，睡眼惺忪、跌跌撞撞地出门去割草，喂过羊急匆匆往学校跑，等到中午再从学校赶回家割草喂羊，接着再急匆匆去学校，一天两次来去就得跑五十多里路。
有庆这么跑，自然特别费鞋底，一双鞋底很快磨坏了。福贵气的对有庆又打又骂：“你再这样穿鞋，我就把你的脚砍掉。”有庆忍着委屈也不敢哭，为了让妈妈不再拖着疲惫的身体总给他做鞋，从此之后，有庆上学就光脚丫跑去，到了学校再穿上鞋，即便冬天下雪也是如此。
福贵有一次去学校看有庆，发现他上课期间用笔捣前方的同学。福贵怒火攻心，冲进教室里就狠狠煽了有庆几巴掌。
有庆的经历看的人心里发酸，作为一个孩子，调皮是天性。但是他不可以有这些幼稚的天性，否则就是对不起为他付出的家人，他身上背负着太多家人的牺牲和期望。
那要苛责福贵教育的粗暴吗？作为父亲，福贵深爱着他的儿子，光是全家存活下去就已经耗尽精力，打骂只是让孩子成长成最省心、最懂事的样子，这是一个为生存挣扎的父亲给予儿子最为本能的教育。
有庆在这样的教育下，成为一个外人眼里“早当家的孩子”，乖巧而温驯。所以，当善良的有庆为县长老婆献血时，被抽到头晕还默默忍受着，一直耐受到血都快抽干了倒地死去都没有哼一声。他那副因为过度缺乏营养而瘦弱不堪的身体蜷缩在地，没有激起任何人的尊敬和同情，贫穷让生命变得如此轻贱。
每个人无法去选择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一个孩子生而贫穷，想当然地就要更加懂事明理。懂事的第一条就是知道克制自己的欲望，父母会不厌其烦地告诉孩子，家里穷，不可以有这些物质上的要求，否则就不是一个乖孩子。
就像《活着》里福贵的孙子苦根，三岁的他明明很想吃面条，却也知道自己的要求是不对的，但是太幼小的他不懂掩藏自己的本能愿意，故意大声说：“我不想吃面条”，特别希望爷爷能听出自己的渴望。
回到开始讲的《变形记》，记忆最深的是一对留守儿童小哥俩。父母外出打工把哥俩扔给年迈的爷爷，爷爷去世几天了他们都不知道。爷爷走后，十岁左右的哥哥带着六岁左右的弟弟去背煤赚钱讨生活，接受改造的城里孩子去他家做客，哥哥特地取出爷爷死前留下的一碗猪油，挖一筷在客人碗里，自己却舍不得吃。
两个孩子背着有他们大半人高的煤篓艰难行走，脚上的鞋破烂不堪。弟弟背完煤累的睡着了，还是个孩子的哥哥照顾弟弟，背起他往家走，当时的背景音乐，放的是常石磊的《哥哥》：你是我的哥哥我是弟，我要为你遮风挡着雨……
登时止不住泪如雨下，感动于我的不是兄弟情，而是深深而无力的难受，是什么让两个孩子这么早承担生活的残酷和重压？感动于他人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真的是理所应当的夸赞吗？如果可以，哪个孩子不想无忧无虑地成长，在父母怀里撒娇，偶尔任性地闹闹小脾气……
我们生活在一个断层的环境里，当一个孩子为挑食闹情绪时，就有另一个孩子为能吃上一块肉开心不已。这两个孩子互相看不到对方，都以为自己生活的世界本就如此，彼此生活在彼此的想象极限之外。我们的经验和认知构建在自己的生活质感之上，所以，假如未曾设身处地经历过贫穷或是优渥，都没有资格去给对方提出建议和指摘。
特别是我们对一个贫穷的孩子，说出那句自以为夸奖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或是“穷人家的孩子真懂事”，那个“穷人家的”定语已然有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所以我们很自然地施舍怜悯和同情，不知不觉中侵犯了他们的自尊和安全感。我们也想当然的觉得贫穷的孩子要接纳同情，相应的同情也要得到感恩戴德的回馈。
当贫穷是一种不可消弭的存在时，希望能够对贫穷中成长的孩子有一份平等的理解。不将“懂事”作为一个硬性的标准去要求，“懂事”夺走了身为孩子太多的权利，一个正常的童年，本就可以允许有很多的“不懂事”。就像看到节目里那些异常懂事的农村孩子，他们努力把自己套进“懂事”的模子里，小心翼翼的样子，不像一个孩子，“懂事”是他们被动去讨好世界的方式。
非常感恩有文字和书籍的存在，它像一束光打下来，指引我们去感受世界，知道世界的各个立面，有高光、有明暗交界、有阴影。只有了解世界，才能对世间一切更为平等和尊重。
正如余华所说：文学叙述语言不是供人观赏的眼睛，长得美或者不美；文学叙述语言应该是目光，目光是为了看见了什么，不是为了展示自身，目光存在的价值就是“看见了”，叙述语言就像目光在生活的世界里寻找着什么，引导阅读进入到故事人物和思想情感之中。
因为“看见了”，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常怀慈悲和敬畏。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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